《南明史》中对于何腾蛟最为无厘头的指责莫过于这里“既热衷权势又昏庸无能的何腾蛟、章旷之流拚命扩充兵员，不仅丝毫没有增强湖南的抗清实力配资安全的平台，反而严重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弄得民穷财尽，派系林立”然后后面还引用了一段王夫之《永历实录》的话来说明何腾蛟、章旷扩军给湖南百姓造成的灾难。但我觉得既然愿意用《永历实录》的记载，那也不能选择性使用，对不对？

王夫之为堵胤锡所作的传记中记载堵胤锡在巡抚任上时“征杨国栋为部将，令募偏裨部曲，札授武职至副总兵，仍隶道标，其不恤名实如此”这些“偏裨部曲”人数一度达到了二万余众。为什么何腾蛟堵胤锡两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怎么何腾蛟就被贬斥为“热衷权势又昏庸”，堵胤锡反倒被大吹特吹呢？就因为他接纳了李自成余部并且让其保存了相对完整的建制吗？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何、章招揽的这些部队他的战斗力究竟如何？所以咱们就不得不说一说1646年的这场新墙河之战以及明清两军之间的其他冲突。蒙正发《三湘从事录》对此记载得颇为详细。

先说一说何腾蛟“督标”以及章旷手下有哪些将领和军队吧。何腾蛟的手下包括：平越土师副将吴承宗，领兵三千；黎平土师参将姚友兴同蓝监纪，领兵二千；参将龙见明与廖都司，领兵二千；广西柳州副将覃裕春、子覃鸣珂、领交铳手以及狼兵五千。章旷的手下有副将满大壮，领兵三千；参将黄茂功领兵一千；指挥张星炫，领兵二千；都司满其灵又招募到两千。长沙巡道傅上瑞的手下有标将胡跃龙、吴胜、陈绍尧，共领兵五千余；副将向登位、向文明，共领兵三千。何、章、傅三人标营合计兵力三万余。何腾蛟直辖的兵马在一万两千名左右。

有关隆武朝廷的历史的史料《思文大纪》记载说何腾蛟在隆武二年的六月份报告“时清兵以数万众眈视楚疆，李赤心等尚怯不前，旷独能领督辅兵，血战于新墙鼓家岭等处，先后斩敌六百八十级，杀伤溺水者无算，所获马炮器械更多”蒙正发也有类似记载“于二月既望，至湘阴，凡一切战守机宜，无不虚心谘询，朝夕同饮食，无刻离者。先是湘阴十五里外，时有敌骑往来。太仆（章旷）选三标骁将领兵奋杀，斩首百余级，追奔至新墙河岸，直抵岳界。以枭将牛养勇驻顶拨，覃裕春、姚友兴、蓝监纪，驻潼溪，以遏小路。满大壮父子、吴承宗、龙见明、廖文明、陈有明，驻新墙，以御大路。吴胜驻关王桥接应潼溪，向登位驻长乐街，接应新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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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三月份，明军大队已经逼近岳州，清湖广当局随即派出总兵祖可法，张应祥来援。五月，祖、张二人带领的军队到达岳州和马蛟麟汇合。六月初一日，清军集合万余人向新墙河发动进攻，此时守卫新墙的是满大壮父子、吴承宗、龙见明、廖文明、陈有明六员将领，总兵力也有万余，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我军与敌鏖战半日，从陈友功排栅攻进，副将吴承宗、参将满其灵、都司郭泰被执，东北角兵丁尽没”。

新墙河失守后，清军一直追击明军到潼溪，结果遭到蒙正发、覃裕春等部明军共计8000余人的伏击“东方才白，敌万骑齐来，环营数匝。先放鸟铳一排，仆尸数百，溃然而解。少顷，又合一围，又放鸟铳一排，敌又仆尸数百，救死扶伤，不敢向迩。有来抢尸者，又被铳死，遂号天奔渡，不敢反顾”清军死伤惨重，于是撤兵。

但《三湘从事录》中又引用明军败兵之言“满大壮、陈有功、龙见明、张星炫冲阵力战，又得向文明救援，兵丁杀伤不多”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按照清方奏报“湖川总督罗绣锦疏报，总兵官徐勇率兵攻破麻城各山贼寨，生擒伪副将梅增、伪总兵周文江。岳州署总兵官马蛟麟等阵斩伪帅满大壮，生擒伪将龙现明等下部议叙”副总兵满大壮并没有成功突围而是直接死于新墙，参将龙见明也被活捉。所以从这里来看，新墙战役明军伤亡被俘的将领有副总兵满大壮、都司满其灵、参将吴承宗、参将龙见明还有一个都司郭泰，可见新墙守军很有可能并没能成建制退出战斗，其将领几乎被一锅端，因此这上万名南明守军究竟损失了多少也就不难猜了。

王夫之却在永历实录满大壮传中这样写道“旷去，大壮北驰迎敌，敌纵骑乘之，马尾相衔，走二十里，短兵接，格杀十数人，马中矢踣，乃遇害”把满大壮的死亡日期硬生生推到了永历元年的二月，击杀满大壮的清军将领也由祖可法、张应祥变成了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三王，不知为何。

总的来说，这三万多标营确实并不算太堪用，何腾蛟、章旷节制的人马在隆武二年六月和九月接连两次进攻岳州均以惨败告终，耗费了大量钱粮招募的标营损折近万人，很难说这些部队的表现比那些不听调令的南明军阀和忠贞营好到哪儿去。但如果像《南明史》中那样指责何、章等人只知残民自肥，扩充自己的势力，那也是不可理喻。

《南明史》中指责何腾蛟、章旷“排挤”所谓的具有抗清实力的大顺军余部，以湖南有限的粮食和军饷去供养黄朝宣、刘承胤、曹志建、张先璧这些地方军阀，然后《南明史》中又写道“这些人乘机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除了危害地方外一无足恃。何腾蛟的亲信章旷原先主张用“南人”（即上述黄、刘、曹、张辈）排斥“响马”（大顺军），眼看这些“南”将割据自雄，连督、抚也指挥不动，又建议道：向谓用北人不如用南人，某谓用外镇不如用亲兵。与其以有用之金钱，养望敌还奔之响马，不如养站得脚跟之南兵；与其以有限之金钱，养进止自如之外镇，不如养可予夺、遣发惟命之亲兵”。

但实际上《三湘从事录》中“响马”一词从来都是和大顺军余部没什么关系的，响马一词第一次出现在章旷和何腾蛟的商谈内容之中“此辈响马，性习难驯，且惊弓之鸟，望而惊扬，岂能抗臂与敌人争锋？”这里的“响马”很明显都指的是之前在岳州临阵脱逃的王进才、马进忠、王允成、卢鼐四将。

而第二次出现就是《南明史》中所引用的章旷的另外一大段话“向谓用北人不如用南人，某谓用外镇不如用亲兵，与其以有用之金钱，养望敌还奔之响马，不如养站得脚跟之南兵；与其以有限之金钱，养进止自如之外镇，不如养可予夺遣发唯命之亲兵。且有亲兵则可以自强，自强则可以弹压响马，驾驭外镇，此壮威制胜之术也”这里“养望敌还奔之响马”很明显也包括在岳州逃跑的四将，而外镇很明显指的是湖南当地的军阀也就是黄、刘、张、曹这四人。

从头到尾，章旷和何腾蛟就没有提有关大顺军余部的事，这两个人讨论的主题自始至终都是如何压制，控制各地军阀，集中力量对抗清廷。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虽然何、章二人招募的标营在新墙河战役之中被证明并不太堪用，后面长沙战役爆发之后，何腾蛟准备亲自前往忠贞营之内和李过、高一功等人商议有关驻地以及救援江西的军务，结果何腾蛟的六千余名标营兵畏惧大顺军配资安全的平台，居然不敢跟随，这就导致何腾蛟不得不紧带着百余名亲兵长途跋涉，最终在湘潭被清军截住，慷慨就义。但何、章二人建立标营的行为也说明了南明的地方大员们意识到了军阀横行对于抗清战局的危害，所以力图改变这一情况，这一举动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说效果不太好。